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康熙委派传教士
雷孝思、白晋和中国学者
何国栋、
明安图等人组织人员绘制详细的中国
《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台湾地图。各地行政官员奉命全力支持，测绘人员走遍大将南北，历时十一年，最后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完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在测量中已发现
纬度越高的地点,
子午线每一度的直线距离越短,首次用测量方法证明地球为扁圆形。
清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集中体现在采用西方近代梯形投影法勘测与绘制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上。今人对清代科技史特别是地学史的研究，就离不开这幅图。早在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就把描绘全球的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带到了中国，但是近百年后，《康熙皇舆全览图》才出现。其间经过明清易代的大震荡，又经过历法之争的反反复复，直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终于进入清钦天监，并成为康熙皇帝的西学教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勘绘才具备了条件。南怀仁在康熙朝服务了20年，首次为清廷制做了绘有各洲地理及物产的大型地球仪，实地勘测了《万泉河道图》，并为勘绘《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延揽人才计划起了桥梁作用。1678年（康熙十七年），他给欧洲耶稣会写信，希望向中国增派耶稣会士。10年后，张诚、白晋等6位
康熙被冠以“国王数学家”称号的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并成为康熙帝建立蒙养斋算学馆，培养科技人才的中坚力量[1][1]。对此，白晋在向法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曾写道：“中国皇帝仿此例（指建立科学社团），开始在他自己的宫殿里建立起绘画、雕刻、塑雕以及为制作时钟和其他计算工具的铜、铁器工匠之类的科学院。”[2][2]经过近20年的人才培养、购置仪器、测定各地纬度、绘制局部地图等准备工作，测绘全国地图的工作终于开始。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清廷发布上谕：“谕传教西士分赴内蒙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并咨各省督府将军，札行各地方官，供应一切需要。”[3][3]从1708年到1717年（康熙四十七年——五十六年），这支测绘队走遍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各省，绘制了一幅幅各省地图。1717年，白晋将各省分图总绘制成一幅全国地图，就是著名的《康熙皇舆全览图》。成为中国第一次经实地勘测绘制的全国地图，被英国科学家
李约瑟评论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地图，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在这份地图的测绘过程中，测绘者发现了地球经度的长度，因纬度上下而有所不同，从而第一次在实践中证实了
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不但是18世纪中西交流及当时中国已具较高地学水平的反映，也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大事[4][4]。可见，《康熙皇舆全览图》不但是清代科技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也是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物证。《康熙皇舆全览图》， 前有总图，后有各省分图，准确绘制了各地山川地势、关门塞口、海汛将防、驿亭津站和环卫交通等等。英国科学家、学者李约瑟评述称：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皇舆全览图中的淡水河与基隆河流域，上有大浪泵社与北投社等标记康熙皇舆全览图为中国清朝所绘的地图。1708年由康熙帝下令编绘，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为四十万分之一。地图描绘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 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绘图人士有耶稣会的欧洲人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明安图以及钦天监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十余人。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聘请西洋传教士经过经纬度测量绘制而成。其中，实测经纬度值的地点有六百余处，多处使用三角测量法，并使用少数的天文测量法。此地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清朝中叶至中华民国初年国内外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此图。
该地图经过十年的实地测绘，才于1718年初步完成，但由于蒙古准噶尔汗国尚未归属清朝，当时新疆一带未能详绘，直至乾隆帝两次遣专人详查之后方得以补全。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出木刻版《皇舆全览图》，有总图1幅，分省图和地区图28幅，但西藏及蒙古极西地方多空白。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印行铜版图，以纬差八度为一排，共分八排，四十一幅，这种以经纬度分幅的方法在中国是第一次。文字记注方面在内地各省注汉字﹐东北和蒙藏地区注满文。故后人又题名为《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这版本流传较广。
该版本详绘有西藏和蒙古极西地方，分省图和地区图增至三十二幅﹐其范围东北至库页岛（萨哈林岛）﹐东南至台湾，北至贝加尔湖，南至海南岛，西北至伊犁河，西南至列城以西。在西藏边境标注出朱母郎马阿林（珠穆朗玛峰）。图上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中经线，经纬网用梯形投影法。
1721年（康熙六十年）又刊印一次木刻版﹐木刻版的所包含的地域范围与1719年的铜版图相似。
后来﹐为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又刊木版小叶本，以省、府分幅，计二百二十七幅。不绘经纬线，且只包括内地各省。
雍正朝与乾隆朝也分别测绘了《皇舆十排全图》和《皇舆十三排全图》，但绘制的意义与《康熙皇舆全览图》有相当大的差别。如雍正朝《皇舆十排全图》，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上自北冰洋，下至海南岛，东北临海，东南至台湾，西抵波罗的海里加湾。图上长城以内，凡重要关隘、卫、堡、城、镇、营、汛，均贴黄签以汉文注记驻扎官兵人数。如“大同镇标及各处分协，马兵四千三百一十三名，步兵五千三百三十七名，守兵八千五百七十八名，共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八名，内派往北路一千一百名，现存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八名”；“甘州、凉州、肃州、宁夏、西宁、大通、安西等七处提外伤标属及各处分协，共兵六万八千三百九十名，内派往西路一万四千五百名，现存五万三千八百九十名”等等。如此详尽的兵力部署记录，几乎形同军事地图。结合1729年（雍正七年），清廷曾派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的历史，这幅《皇舆十排全图》，应与这段战事密切相关。又如另一幅雍正朝绘《皇舆十排全图》，在贵州标有苗族部落鸡井、丹江、八寨、古镇等名。而据史载：“雍正八年庚戍六月戊申，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疏报黔省黎平、都匀等处生苗共二百七寨归化供赋，下部知道。”[7][7]显然，只有在贵州苗地实行了改土归流之后，这种大规模地图上才可能标出苗寨的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