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 编辑词条 发表评论(0)

元大都，或称大都，蒙古文称为“汗八里”（Khanbaliq），意为“大汗之居处”。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国都。其城址位于今北京市市区，北至元大都土城遗址，南至长安街，东西至二环路。

元大都位于金中都旧城东北。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动工，历时二十余年，完成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形成新一代帝都。但是，由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令规定，迁入大都新城必须以富有者和任官职者为先，结果大量平民百姓只得依旧留在中都旧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旧城仍是重要的，通常把新、旧城并称为“南北二城”，二城分别设有居民坊七十五处及六十二处。

大都新城的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相当于唐长安城面积的五分之三，接近宋东京的面积。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考古发掘证实，大都中轴线上的大街宽度为28米，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为25米，小街宽度为大街的一半，火巷（胡同）宽度大致是小街的一半。城墙用土夯筑而成，外表覆以苇帘。由于城市轮廓方整，街道砥直规则，使城市格局显得格外壮观。

元大都新城规划最有特色之处是以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的格局，这可能和蒙古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惯与深层意识有关。

由于宫室采取了环水布置的办法，而新城的南侧又受到旧城的限制，城区大部分面积不得不向北推移。元大都新城中的商市分散在皇城四周的城区和城门口居民结集地带。其中东城区是衙署、贵族住宅集中地，商市较多，有东市、角市、文籍市、纸札市、靴市等，商市性质明显反映官员的需求。北城区因郭守敬开通通惠河使海子（积水潭）成了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沿海子一带形成繁荣的商业区。海子北岸的斜街更是热闹，各种歌台酒馆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市汇集于此，如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一应俱全。稍北的钟楼大街也很热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鼓楼附近还有一处全城最大的“穷汉市”，应是城市贫民出卖劳力的市场。西城区则有骆驼市、羊市、牛市、马市、驴骡市，牲口买卖集中于此，居民层次低于东城区。南城区即金中都旧城区，有南城市、蒸饼市、穷汉市，以及新城前三门外关厢地带的车市、果市、菜市、草市、穷汉市等。由于前三门外是水陆交通的总汇，所以商市、居民麇集，形成城乡结合部和新旧二城交接处的繁华地区。由此可见，元大都的商市与居民区的分布，既有城市规划制约因素，也有城市生活及对外交通促成的自发因素。

元大都城市建设上的另一个创举是在市中心设置高大的钟楼、鼓楼作为全城的报时机构。中国古代历来利用里门、市楼、谯楼或城楼击鼓报时，但在市中心单独建造钟楼、鼓楼，上设铜壶滴漏和鼓角报时则尚无先例。

水资源短缺一直是北京地区，特别是城市生活面临的一个难题，金中都时期如此，元大都时期也是如此。大都城市用水有四种：一是居民饮用水，主要依靠井水；二是宫苑用水，由西郊引山泉经水渠导入太液池，因水从西方来，故称金水；三是城濠用水，也由西郊引泉水供给；四是漕渠用水，此渠即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通惠河。由于地形落差较大，沿河设闸通船，所需水量很大。四者之中以漕渠用水最难解决，金朝曾引京西的卢沟水（即今永定河）入注漕渠未成，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1230～1310年）改用京北和京西众多泉水汇集于高梁河，再经海子而注入漕渠，曾一度使江南的粮食与物资直达大都城中，因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嘉奖。但由于上游各支流被权势和寺观私决堤堰浇灌水田、园圃，使水源日见减少，漕运不畅，朝廷虽然严申禁令，也未见效。纵观金元两朝百余年的治漕史实，从京城至通州的漕渠用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

营建
蒙古帝国实行诸子分封制度，其中今日蒙古本土及中国大部地区被称为大元帝国，或元朝。1264年忽必烈登基之后，以元上都为都城。但是上都位置偏北，对控制中原不利，因此忽必烈在解决了与其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后，决定把都城迁至燕京地区。

燕京地区当时尚有金中都故城，然而此城历经金朝末年的战争，自1215年被蒙古军队攻陷之后，其城内宫殿多被拆毁或失火焚毁，而且其城市供水来源——莲花河水系已经出现水量不足的情况，无法满足都城日常生活所需用水。忽必烈迁都燕京后，乃居住于城外的金代离宫——大宁宫内。。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了新宫殿和都城的兴建工作。中书省官员刘秉忠为营建都城的总负责人，阿拉伯人也黑迭儿负责设计新宫殿。郭守敬担任都水监，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并以京郊西北各泉作为通惠河上游水源。

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时，大都的大内宫殿、宫城城墙、太液池西岸的太子府（隆福宫）、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官署，以及都城城墙、金水河、钟鼓楼、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等重要建筑陆续竣工。至元二十二年，发布了令旧城（金中都故城）居民迁入新都的诏书：“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地过八亩或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从至元二十二年到三十一年，有四十至五十万居民自金中都故城迁入大都。此时期还陆续完成了宫内各处便殿、社稷坛、通惠河河道、漕粮仓库等建筑工程。元大都的营建工作至此基本完毕。此后元朝各帝陆续又有添建，如孔庙、国子监、郊祭坛庙和佛寺等，但对元大都总体布局没有变动。

废弃和改建
1368年夏，朱元璋遣将领徐达、常遇春率军北征，七月抵达通州，元顺帝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携后妃、太子、公主自健德门出城北逃，前往上都避难。八月初，明军攻陷大都齐化门，由此入城。明朝将大都改名为北平。

由于元大都故城北居民稀少、地势空旷，在防守时城上军人无可依托，因此徐达在攻城后不久，即于洪武元年（1368年）在城中偏北部增建一道土垣，将城垣变为“日”字形布局，使北段城墙靠近居民密集区，战时守城士兵可以从容筹画衣食。由于新筑城墙西端正值河床，因此自今德胜门以西处向西南倾斜，造成明清北京城池西北缺角的格局。洪武四年（1371年）将此段新城墙以北的元大都城垣废弃，原来北城墙上的安贞门和健德门，以及东、西城墙上最北边的光熙门和肃清门也一并废弃。这四门的城楼，以及被划在城外的官署、住宅尽被拆除。

但是，元大都北城垣虽被废弃，但并未被拆除，而是仍然起到拱卫城池的作用。直至嘉靖朝俺答之变时，在土城（尤其是改名“德胜门外土关”的健德门附近）仍有明军驻守。

北平此后为燕王朱棣驻地，其城市格局在明初的五十余年中没有变化。永乐四年朱棣迁都北京后，将北京城南墙南移二里，原元大都南城垣亦未完全拆除，而是任其自行湮灭。至明朝末年，元大都南城垣已经被剥蚀为数座土丘，并被称以“下岗”、“上岗”之名。至清朝，大都南城垣遗迹已完全消失。

元大都因系择址新建，城市规划不受旧格局约束，所以其居民区与金中都新旧坊制混合形式不同，全部为开放形式的街巷。按照方位，元廷将大都街道分为50坊：福田坊，在西白塔寺，即今北京白塔寺一带。阜财坊，在顺承门内金玉局巷口，即今北京民族文化宫以北。金城坊，在平则门内，即今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以南之大水车胡同一带。玉铉坊，在中书省前相近，即今北京故宫午门以东。保大坊，在枢密院北，即今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带。灵椿坊，在大都路总管府北，即今北京安定门内大街之西灵光胡同一带。丹桂坊，在灵椿坊北。明时坊，在太史院东，即今北京建国门内观象台一带。凤池坊，在斜街北，地近海子，即今北京鼓楼西大街以北。安富坊，在顺承门羊角市，即今西皇城根南街以西、甘石桥东北。怀远坊，在大都城西北隅。太平坊，有大承华普庆寺，在今北京西直门内宝产胡同一带。大同坊、文德坊，以其取义，或在元大都国子学和宣圣庙，即今北京国子监一带。金台坊，有齐政楼，即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一带。穆清坊，地近太庙，在今北京朝阳门内以北。五福坊，坊在中地，或在中心阁附近，即今北京鼓楼一带。泰亨坊，地在大都城东北。八政坊，地近万斯仓、八作司。时雍坊，有庆寿寺，即今北京电报大楼西侧一带。乾宁坊，在大都城西北。咸宁坊、同乐坊、寿域坊、宜民坊、析津坊、地近海子，即今北京积水潭东北、鼓楼西大街一带。康衢坊、进贤坊、嘉会坊，在大都城南部。平在坊，在大都城北部。和宁坊、智乐坊、邻德坊、有庆坊、清远坊，在大都城西北隅。日中坊，在今地安门西北。寅宾坊，在大都城东部。西城坊，在大都城西部。由义坊，在今北京阜成门内北三里。居仁坊，在大都城东市。睦亲坊，地近诸王府。仁寿坊，地近御药院，在今北京隆福寺一带。万宝坊，大内前右千步廊之西，在今北京故宫午门以西。豫顺坊，有福寿兴元观，即今北京西直门内桦皮厂胡同一带。五云坊，大内前左千步廊之东，即今北京故宫午门以东。湛露坊，近官酒库，在大都城东部。乐善坊，地近诸王府，与睦亲坊相近。澄清坊，地近御史台，在今北京米市大街甘雨胡同一带。元大都的坊皆以街道为界线，虽有坊门，但无坊墙，坊门只不过是标志而已。《析津志》称元大都有50坊，但《日下旧闻考》引《元一统志》只列49坊，或有遗漏。《析津志》又载有里仁坊、发祥坊、善利坊、乐道坊、好德坊、招贤坊、善俗坊、昭回坊、居贤坊、鸣玉坊、展亲坊、惠文坊、请茶坊、训礼坊、咸宜坊、思诚坊、东皇华坊、明照坊、蓬莱坊、南薰坊、迁善坊、可封坊、丰储坊等坊名，均为《元一统志》所不载。《析津志》著于元末，其所记坊名当即旧坊所改，或元末所增设。
元大都的街道，规划整齐，经纬分明，相对的城门之间一般都有大道相通。《马可·波罗游记》述云：“全城的设计都用直线规划。大体上，所有街道全是笔直走向，直达城根。一个人若登城站在城门上，朝正前方远望，便可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城内公共街道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货摊……整个城市按四方形布置，如同一块棋盘。”虽然大都城南面三门、北面二门，但从丽正门北穿皇城正中的崇天门及大明门、大明殿、延春门、延春阁、清宁宫、厚载门，直抵中心阁的中轴线上，亦有一条宽阔的御道。经勘查，近年在今北京景山公园（延春阁、厚载门遗址）之北发现的御道遗迹，宽达28米。《析津志》载：元大都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弄通”。其著名街道有“千步廊街、丁字街、十字街、钟楼街、半边街、棋盘街”。经勘查发现，“元大都街道分布的基本形式是：在南北向的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地平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胡同宽约6～7米”。元大都内的胡同，其规划是以相邻两城门区间为一区域。近年在元大都光熙门（东北门）至大都城东北隅进行勘查，计发现东西向胡同22条。值得注意的是，今北京东直门（元崇仁门）至朝阳门（元齐化门）之间现仍保存的东西向胡同也是平列的22条。可见，相邻两城门区间内平列22条胡同，当是元大都城规划的统一格式。今北京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因同在元大都和明北平（北京）城内，所以改动不大，至今仍多保留元大都时期的格局。元大都城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元大都城有中心台，是城市东西南北的中心，这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尚属首创。实际情况是，中心台距元大都南北城垣相等，但距城东垣比西垣略近些。中心台占地一亩，其旁有中心阁。《析津志》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在中心台正南有石碑，刻“中心之台”四字。中心阁在中心台之东，正位于大都城的中轴线上。《析津志》又载“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齐政楼即元大都城的鼓楼，其在中心阁西，亦即大都中轴线西，位于今北京旧鼓楼大街。明代，始将鼓楼和其北的钟楼向东移至今北京鼓楼、钟楼位置，亦即城市中轴线上。元大都鼓楼上置有壶漏、鼓角等计时、报时工具；钟楼上有阁楼，飞檐三重，内置大钟，声响洪亮，全城遍闻。钟、鼓楼是元朝统治者控制大都的工具之一。《马可·波罗游记》述云：“新都的中央，耸立着一座高楼，上面悬着一口大钟，每夜鸣钟报时。第三次钟响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除非遇有紧急事务，如孕妇分娩或有人生病，非出外请医生不可者可以例外。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外出的人必须提灯。”“夜间，有三四十人一队的巡逻兵，在街头不断巡逻，随时查看有没有人在宵禁时间——即第三次钟响后——离家外出。被查获者立即逮捕监禁。”
元朝统治疆域十分广阔，作为京师的元大都城，因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所以人烟茂盛，商业经济十分繁荣。仅《析津志》所载，元大都城内外的商业行市即达30余种。其中，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穷汉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市（即珍宝市）、柴炭市、铁器市，皆在今北京积水潭北的钟、鼓楼一带，这是因为南方来的漕运船只皆停泊在积水潭上的缘故。《析津志》描述其地盛况云：“钟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今北京积水潭东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又云：“钟楼……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大都钟、鼓楼一带是元大都最繁华的商业区，因这里沿积水潭北岸是一条斜街（今北京鼓楼西大街），所以又称斜街市。顺承门内羊角市也是大都城内繁华之地，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穷汉市，买卖奴隶的人市也在此处，其址大约在今北京西城区甘石桥至西四一带。此外，和义门、顺承门、安贞门外各有果市，中书省前（今北京南河沿大街以东）有文籍市、纸札市，翰林院东（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东北）有靴市，丽正门外三桥、文明门丁字街、和义门外各有菜市，等等。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除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为当地产品外，很多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当时，海运大开，河运通畅，“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 下”，为大都城提供了丰富商品。当然，这些商品中，更多的是供达官显贵享用的氀毷貂豽等珍贵皮毛，珠瑁香犀等奇珍异宝，锦纨罗氎等高贵纺织品。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在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不但有中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而且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元大都城和境内外其他地区的这种经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作为封建社会都城的经济特点。

布局
元大都平面呈东西短、南北长的矩形，城墙全长60里又240步，辟十一门，南、东、西三面各三门，北面二门，被附会为哪吒“三头六臂两足”。

营建大都时，先在全城的几何中心位置建“中心之阁”，然后以此为基准向四面拓勘城址。

中心之阁以南为皇城。皇城四周建红墙，又称“萧墙”，其正门称棂星门，左右有千步廊。萧墙的东墙外为漕运河道。皇城并非以大内宫城轴线为基准、东西对称，而是以太液池为中心，四周布置三座宫殿——大内、隆福宫和兴圣宫，这种布局反映了蒙古人“逐水而居”的特点。大内正门为崇天门，北面为厚载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崇天门前有金水河，河上有周桥（相传今北京故宫内之断虹桥）。大内正殿为大明殿，是元帝理政和居住的场所，面阔十一间，后有廊庑连接后殿。大明殿之后为延春阁，为皇后居所。此外还有玉德殿、内藏库、鹰房、羊圈等建筑。

皇城外，南面和东南为官署区，北面积水潭一带为闹市，东面为太庙，西面为太社稷，加之城垣每面各开三门（北垣例外），均符合《周礼•考工记》中“九经九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相关记载。

在中心之阁西面，为鼓楼、钟楼，是全城的报时机构。钟鼓楼之西为积水潭，是元代漕运终点，也是全城最繁华的商业区，有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市廛，还有望湖亭、万春园等园亭。

元大都的道路为土路，在建城时在城市主干道两侧设置了排水明沟，用条石砌筑。明朝之后，许多明沟被加盖覆盖，变为暗沟。

城防体系
元大都城防体系包括城墙、城门、护城河。城墙是夯土筑成，周长60里240步（28.6公里），高约10至12米，基宽20至24米，顶宽10至15米。筑城时采用宋代旧法，即在墙内先设永定木，然后再加横向的紝木，然后加土夯筑。由于大都夏季多雨，土城墙容易被雨水冲刷浸泡、导致倒塌，因此在建城之初曾议以砖石包覆，但因财力不足而作罢。后元廷专门抽调军队，负责收割芦苇、编织苇席，每年入夏以苇席覆盖城墙墙体，称为“苇城”，民间俗称“蓑衣披城”。但是元文宗时天下动乱，惧怕起义百姓放火焚烧苇席，因此终止“苇城”之举，改为每有墙体松垮塌方时临时征调民夫修补。

元大都城城墙走向取直线，东西向城墙7400米，南北城墙长6650米。南城墙西段顺承门与丽正门之间有一处城墙呈向外凸出的弧形。据《析津志》记载，修筑南城墙时，该段城墙走向正值庆寿寺西的海云、可庵二大师塔，“时相奏，世祖（忽必烈）有旨，命圈裹入城内”。

元大都共有十一门。各城门的命名都与《周易》卦象相关。南垣正中为丽正门，取《周易》“日月丽乎天”之意；东为文明门，取《周易》“文明以健”、“其德刚健而文明”之意；西为顺承门，取《周易》“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之意（坤为西南方位）。东垣正中为崇仁门，取东方属春、属仁之义；南为齐化门，合《说卦传》“齐乎巽，巽东南也”之义；北为光熙门，取《周易》“艮（东北），止也……其道光明”之意。西垣正中为和义门，取西方属秋、属义之理；南为平则门，北为肃清门。北垣东为安贞门，取《周易》“乾上坎下……安贞吉”之意；西为健德门，取《周易》“乾者健也，刚阳之德吉”之意。

元大都城门门道沿用宋金时代的旧作法，为大木过梁式方门。由于元初以武力平定天下，无外来威胁，因此未构筑瓮城（当时南宋许多城市已经在城门处设有瓮城、并用砖包砌城台，例如靖江城）。至元朝末年，农民起义蜂起，方于不宜施工的至正十九年冬季草草修筑十一门瓮城。城门外设木制吊桥，以跨越护城河。

元大都土城现存北段、西段城墙遗迹，以及护城河（小月河）。现被开辟为元大都遗址公园。肃清门瓮城土墙南半部遗迹也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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